腐败官员忏悔书多有雷同-不懂法成高频词

发布时间:2015-04-20 10:34:05
腐败官员忏悔书多有雷同:不懂法成高频词

  实习生 马慧娟 本报记者 田国垒

  “我的老母亲已经85岁了,还对我说‘你好好表现,我等你出来。’”出现在忏悔视频中的张引,全然没有了徐州市政协副主席的官气,谈及自己的母亲时,几度哽咽流泪,无法说话。

  2月25日,中纪委监察部官网在醒目位置推出大型专题栏目“忏悔录”。该专栏中,除了有“案件透视”剖析官员贪腐细节、“我的忏悔”公布官员忏悔书外,还设有视频区域,由落马官员及其家属“现身说法”,首期刊发的,就是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受贿案透视。

  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曾在今年1月召开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报告中提出,对被立案审查的党员干部,要对照自己理想信念的动摇和违纪违法的事实,写出忏悔录,自悔自新,警示他人。

 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统计,除了在官网上链接中纪委“忏悔录”栏目外,全国各地纪检机关也开设了多种形式的“忏悔专栏”。

  “对于落马官员的忏悔,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观表象、看热闹,还应当深入思考其堕落的根源在哪?为什么没能避免?对于我们完善惩防体系,防范更多的官员贪腐有哪些启示?”北京市反腐倡廉法制教育基地管理中心调研员徐苏林说。

  腐败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

  “回家后我不敢正视那笔钱,感觉那是一颗定时炸弹……我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……既紧张又矛盾,说实话,那种精神上的压力让我非常痛苦。”浙江省长兴县人民医院原院长凌凤鸣在回忆第一次收受贿赂时说,虽然自己是医生,但面对精神上的紧张,也束手无策。

  重庆市规划局原副局长梁晓琦也是如此,“当我收到第一笔大额贿赂时,心跳加剧,头脑中有瞬间的空白,心里特别紧张,既有着强烈的震撼,又有着加倍的恐惧。”

  中国青年报记者查阅了大量的“忏悔录”后发现,大部分官员在“忏悔录”中都会提到“第一次”收受贿赂时的心理状态。

  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分析说,“其实很多贪官刚掌握权力时,并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状态,他们那时也不想腐败,或者想干出一番事业,‘第一次’之后,发现没什么事,没有纪委监察部门的人来找他,上级部门也没人找他,这就放松了警惕,就有了侥幸的心理。从心存侥幸到心安理得,直到产生不受贿、不腐败就难受的心理,这时,他已经把腐败当成了常态”。

  从恶如崩,腐败的闸门一旦打开就很难关上。伴随着手中权力的不断增大,一些官员腐败的胃口也越来越大,进行权钱交易时也越来越坦然。

  雅安市原副市长谭向红1983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农科院植保所从事科研工作,为了争取项目资金,他先后给一些人送钱送物,逢年过节还给他们拜年。那时,谭向红是给人送钱送物的角色。

  1995年,谭向红调到四川省科技厅农村处任副处长,手中开始有了一些权力后,角色发生了转变。刚到科技厅不久,谭向红就第一次收受了别人送的一箱水果和500元钱。谭向红称,“我的心情虽然十分复杂,但感觉良好”。

  随着时间的推移,谭向红的胆子越来越大,甚至还私下注册公司通过转账的方式收钱。2000年,谭向红调任雅安市副市长,手中的权力更大了,欲望也更大了,“认为逢年过节收受分管部门、开发商、建筑商的钱财是很自然的事情”。

  “贪官都有侥幸心理,这伴随着他们每一起职务犯罪的始终。”徐苏林说。

  山西省国土厅原副巡视员王有明在“忏悔录”中详细讲述了自己贪腐过程的心理:我犯错误的另一个根源是自己长期存在的侥幸心理。警示教育的案例一个又一个,可就是觉得那是他们不会工作不会捞才出了事。在台上的时候心里想,我工作这么出色,各级领导都支持我的工作,谁会去告?谁会来查?退休后,心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没事。

  山东省政府原副秘书长、党组书记张泽忠在“忏悔录”中也写道:也许有人会问,收钱时难道不害怕吗?为什么不缩回伸出去的手呢?这就是侥幸心理起的作用。我错误地认为,有问题的人不少,怎么会盯上我呢?我自己不说,送钱的人不说,谁会知道呢?就是这种侥幸心理害了我。

  在庄德水看来,贪腐官员的侥幸心理有两种表现:一种表现为,看别人在贪,自己也贪,查处的时候法不责众,不会查到自己;另一种表现为,认为送钱的人是自己的好朋友,不会出卖自己。其实,事实证明,往往是这些人把他们“供”出来的。

  中国水利水电第八工程局原局长湛世明在其“忏悔录”中就着重提到了“交友不慎”:“所交之友中有个别心怀叵测的,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,对我百般讨好,久而久之,使我误以为他是我的‘铁哥们儿’、‘知己’。这样的朋友就如同病毒一样,侵蚀我的思想,腐蚀我的灵魂,最后把我推向犯罪的深渊。”

 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,曾经分管国土资源工作。2010年12月,倪发科未经组织审批同意,担任了安徽省宝玉石协会名誉会长,接触上了玉石,从此一发不可收拾,逐渐达到了为之疯狂的程度。一些企业老板投其所好,向倪发科贿赂了大量的玉石、玉器,经办案机关鉴定,玉石等总价值1000多万。

  自感升迁无望遂疯狂收受贿赂补偿

  “我在副省长任上的前两年工作还是很积极的,后来感到自己年龄大了,快到点了,提拔没有希望了,再加上受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,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。”央视日前播出的中纪委专题纪录片《正风肃纪》中,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的亲笔悔过书首次被曝光。

  现年60岁的倪发科,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,从下乡知青、安徽生产建设兵团班长干起,一步步成为副省长。在庭审最后陈述中,他说自己堕落的起点是感到年龄大了,提拔没有希望了,就将心思从工作转移到了为退休后的生活作准备。

  与倪发科有类似心态的贪腐官员还有不少。例如同在安徽副省级干部任上落马的安徽省政协原副主席王昭耀,则是认为自己埋头干工作“太傻”。

  “我在阜阳工作了4年,从第四年开始,我的思想就起了变化,面对花花世界的诱惑,面对金钱名利的刺激,自己心里想,一年到头,风里来雨里去,一点实惠都没有,认为自己‘太吃亏’,‘太傻’了。也有人对我说,‘有权不用,过期作废。’”王昭耀在“忏悔录”中说。

  四川省宜宾市原副市长陈光礼曾任四川达县县委书记,由于是交流干部,“虽然政绩不错,群众基础也好,但到了提拔的关键时刻,和当地干部比起来始终处于劣势”,在2007年以前的几次干部推荐中,陈光礼都没有入围。

  在这种情况下,陈光礼向组织提出回老家绵阳工作,但都没有回音。2007年换届时,陈光礼感觉自己提拔无望,回老家工作也无望,换届后可能就是到市级某部门工作而已。从这时起,陈光礼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,“认为自己是交流干部,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工作,苦干了几年,到头来还是一无所有,是该考虑一下自己今后的路了”。

  陈光礼认为“现在不收钱今后就没有机会了”,就有了“换届捞一把”的想法。在2007年年初换届后,陈光礼对于朋友送钱、送物不再拒绝。办案部门查实,2007年及以后收受的贿赂,占了陈光礼受贿总额的95%以上。

  心理干预是预防腐败的重要课题

 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在其“忏悔录”中称,看到周边的一些企业家住豪宅、坐豪车、乘私人飞机、生活奢华、财富积累享用不尽,产生了羡慕心理,“私念像精神鸦片,麻痹了我,使我灵魂出窍,闯下大祸”。

  类似的心理描述在湖南郴州原市委副书记、市纪委书记曾锦春的“忏悔录”中也有体现。曾锦春称,自己曾参加了一家深圳高科技产品公司董事长的宴请,吃的是鲍鱼、龙虾等海鲜,喝的是路易十三,饭后又安排去桑拿,服务小姐个个年轻漂亮,桑拿后还去卡拉OK,夜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,有滋有味,听说招待费一套下来花费3万多。

  “我当时心想,自己虽是个厅级干部,一年的工资也许不够他们一晚的开销,要过上他们这样的日子,除非有大把的钱,现在在位还有人请客,一旦退下来就只有当看客的份儿了。要搞钱只有在退位之前搞,自己只有几年时间就退了,若再不搞点钱,今后就没机会了。”曾锦春在“忏悔录”中写道。

  雅安市原副市长谭向红称,除了“贪图享乐,满足自己的私欲”外,“为孩子的出路考虑”,也是其大肆收受钱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。

  庄德水认为,腐败行为的发生都是有动因的,有些是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,有人在仕途上升迁不利,去寻找经济上的补偿等,也有些是和私企老板进行攀比导致的。这些心理上的不平得不到干预,会走向畸形,产生腐败,如果能提前发现他们这些不健康的心理苗头,对他们可能出现的心理危机进行慰藉,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腐败行为的发生。

  对众多“忏悔录”进行分析后,庄德水提出,“应关注领导干部的心理健康状态,心理干预也是反腐倡廉,特别是预防腐败的重要课题”。

  “目前,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够,对领导干部硬性的政治要求比较多,缺少人文的关怀。通过心理干预,让其能珍惜手中的权力,珍惜现在所担任的公职,树立一定的职业荣誉感,可能会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。”庄德水说。

  徐苏林也分析称,有的贪官一开始千推万辞不受贿,有的贪官内心里盼望在自己滑向深渊的过程中,会有人来拉拉他,有的贪官则是在看了有人在贪腐以后,才放心大胆“随缘”的……可见,不论这些贪官本质怎样,如果组织监督足够到位,一些关节点上有谁能够大喝一声、猛击一掌,或能让环境焕然一新。

  “忏悔书”雷同因没有对腐败深刻反思

  研究“忏悔录”时,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注意到,很多官员的“忏悔书”在写作模式,甚至遣词造句上多有雷同,“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”。

  例如,很多“忏悔录”的第一条都是“没有注意自己的思想”,“理论学习不够”,“思想信念发生了动摇”。

 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在其“忏悔录”中就这样写道:“我放弃了对主观世界的改造,没有筑牢拒腐防变的堤坝。是贪欲使我变成了魔鬼,使我成为金钱的奴隶。我缺乏对法纪的敬畏之心,陷入了安全困境。领导干部最重要的和最终的安全保障,就是要遵纪守法,对法纪抱有敬畏之心。”

 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称,“随着职务的提升,权力的变化,地位的提高,自己的党性修养、人生境界没有同步提升,相反私心杂念在灵魂深处滋生膨胀。”

  “所谓‘思想认识不清’只是个幌子,说明他们没有对腐败进行深刻的反思,本质是对权力的公共性缺少敬畏感。”竹立家说。

  “理想信念和信仰,看上去很虚,但这恰恰反映出,我们当前领导干部管理和教育最薄弱的一点。如何抓实,是今后的一个重点,怎么对这种教育方式进行创新,怎么对领导干部进行考核、评估,甚至在干部选拔任用的时候,如何避免‘带病提拔’,都是现实的问题。”庄德水说。

 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也认为,忽略了理想信念学习不是套话,而是点出了实质性的问题。“长期以来,我们都在强调思想上的教育和学习,但真的学进去了没有?很多案例反映出,我们的思想教育,还真的没有深入进去。”

  此外,还有很多“忏悔录”提到“法律意识淡薄”、“不懂法”。

  湖南郴州原副市长雷渊利称,到看守所学习了《刑法》和《刑事诉讼法》,才知道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,可以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,直至死刑;挪用公款最高也可判处无期徒刑。

  雅安市原副市长谭向红曾认为,“在给他人办事时,只要不违反大的原则,不乱用职权,就没有大问题”。

  “作为一个领导干部,经过多年的高等教育和多次党校培训,应该是懂法的,应该知道什么事能做,什么事不能做。为什么还会这么说呢?”庄德水认为,这与很多领导干部法律观念不足,没有对法律充满敬畏感,没有守法的意识有关,“他们眼里看到的,都是手中的权力,而不是法律,权力至上,还是官本位的观点,这是最大的问题。”

  “不能仅从道德角度来检讨,不要一忏悔就想到自己贫苦的出身和年迈的老母亲,官员忏悔也应提高政治性,要从灵魂深处意识到,腐败不单是一种羞耻,更是一种犯罪。”竹立家说。

  本报北京3月3日电

(原标题:“忏悔录”中的落马轨迹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