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帝爷不容侵犯:汪景祺讥讪康熙被枭首十年

发布时间:2015-04-17 12:45:04
先帝爷不容侵犯:汪景祺讥讪康熙被枭首十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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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金满楼

中国有句古话叫“鸟尽弓藏、功尽人亡”,历朝历代,功臣难以善终似乎是个难以跳出的怪圈。雍正年间的年羹尧,在其风光之时,有位来自浙江钱塘的举人汪景祺向其投书,其中大肆奉承,说“阁下乃词林之真君子,当代之大丈夫”;“制敌之奇,奏功之速”,史上无人可及;什么郭子仪、李元昊、裴度之流,和“年大将军”相比不过是“荧光之于日月,勺水之于沧溟”;“阁下勋名如此其大,功业如此其隆”,不啻于“宇宙之第一伟人”。

上书还不够,汪景祺又写了六首专门吹捧年羹尧的七言律诗,其中有这么几句:“词臣帝简抚巴川,开府岩疆十二年;克敌星奔千里寇,宁人月静百城烟”;“叠鼓鸣笳听凯奏,前歌后舞望车尘;芜词敬赋从军乐,欲谒千秋第一人。”诚可谓马屁拍得山响。

要认真说,拍马屁也是门官场学问,汪景祺的功夫就很到位,年羹尧阅后心花怒放,于是将其收入幕中。汪景祺是个不得志的帮闲文人,他去见年羹尧原本只为打秋风,谁知这一打,给自己打出了大灾祸。不久,汪景祺又给年羹尧上了一书叫《功臣不可为》,其中说:功臣之所以难做,问题出在主子身上。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,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;但平乱后,往往又猜疑功臣,认为功臣既能定乱,必也能作乱,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;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,往往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,要是功臣壮着自己的功绩,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,往往被主子认为骄横,进而怒之、厌之;如此一来,“进不得尽其忠节,退不得保其身家”,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,难逃一死。

汪景祺上书之日,正是年羹尧受宠之时,他对汪的劝告不以为然,未作理会。不料后来“年案”爆发,浙江巡抚福敏、杭州将军鄂弥达奉命查抄年羹尧住所时,汪景祺所写的《西征随笔》被发现,据其奏报,“臣等公同搜查年羹尧内室并书房,橱柜内书信并无一纸。随将伊家人夹讯。据供,年羹尧于九月十二日将一应书札尽行烧毁等语。及问年羹尧,供词无异。臣等再加细搜粗重家伙,于乱纸中得抄写书二本,书面标题《读书堂西征随笔》,内有自序,系汪景祺姓名。臣等细观,其中所言,甚属悖逆,不胜惊骇。……”

待雍正看到《西征随笔》后,那真叫恨得咬牙切齿,其在书封上痛批:“悖谬狂乱,至于此极!惜见此之晚,留以待他日,弗使此种得漏网也!”据说,“此、种”二字间似脱漏一“杂”字,雍正之怒,直透纸背。

那么,汪景祺究竟何许人也,他在《西征随笔》里又写了什么,竟惹得雍正如此大动肝火呢?说来此人也非下层,其父汪霖曾任户部侍郎,其兄汪见祺曾任礼部主事,也算是高干子弟,而汪景祺少时即有文名,只是科场上远没有年羹尧那般一帆风顺,一直熬到康熙五十三年,年届四十的他才考中举人,其功名之渺茫、仕途之惨淡,几乎已成定数。

虽说久困于科场,但汪景祺一向恃才傲物,目中无人,如其在《西征随笔》中说的,“忆少年豪迈不羁,谓悠悠斯世,无一可与友者”,直到五十岁后,“渐知素昔之非,降心从人,折节下士。”也就在这段时期,汪景祺被年羹尧延请入幕,随同游历,之后即将西北地区的见闻记录成书,献给年大将军作纪念收藏。事后,年羹尧未以此书为不是,获罪时亦忘记加以销毁,由此牵涉两人,成此大狱。

除以上马屁诗文及《功臣不可为》外,《西征随笔》中触怒雍正处颇多,其中有妄议朝政的,有对年羹尧、胡期恒歌功颂德的,更有拿康熙老爷子开玩笑、说“皇帝挥毫不值钱”的。所有这些,最后都成了定罪的依据。

汪景祺最严重的当然是“皇帝挥毫不值钱”这句,其中原委是这样:康熙南巡无锡时,士人杜诏道左献诗,康熙颇许可之,遂赐御书绫字,杜捧归启视,则有“云淡风轻近午天”之句。某无锡人听说后,以为皇上题词未免浅薄,遂戏作一七言绝句,曰:皇帝挥毫不值钱,献诗杜诏赐绫笺;千家诗句从头写,云淡风轻近午天。

“云淡风轻近午天”出于北宋理学家程颢的名诗《春日偶成》,原诗为:云淡风轻近午天,傍花随柳过前川;时人不识余心乐,将谓偷闲学少年。此为南宋谢枋得编的《千家诗》第一首第一句。想必知道其中危险,汪景祺书中未说这个无锡人是谁,但“不欲言其姓名”的结果则成了自己有意讥讪康熙皇帝(不排除就是出自汪手)。退一步说,即使不是汪景祺所作,其将此事此诗纪以入书,已有明显的讥讪故意。这在当时,可是要被杀头的。

再有对时政的讥讽,汪景祺说雍正清查亏空以来,“诸臣承望风旨,搜根剔齿”,惟以刻薄为能事,甚至“辱及妇女,祸至儿孙”,如山西介休知县“卒于官,亏帑数百金”,山西巡抚诺敏行文陕西清查其乾州老家,仅查得“破屋十余间,基地五分,又地五十余亩而已”,而惊恐之下,“两子皆惧罪亡命”;再如西安府临潼县令丁某,病故后亦以亏帑,后查其家产,仅银戒指六枚、银簪二枝,及男女衣服十六件,“并妇人之亵衣在焉”。“亵衣”即今之所谓内衣,汪景祺对此大发议论:“呜呼!罪人不孥于妇人,何罪而至褫其亵衣以为快?况所值几何耶?”

此外,汪景祺在书中大肆菲薄吏部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张鹏翮,并借机妄议康熙及皇太后尊号,说什么德妃“皇太后”及康熙“清圣祖”之尊号都来自张鹏翮的自作主张,并连用了三句“谁敢有异议者”,以增加其戏剧性。这篇文章中,最前一段说张鹏翮在翰林院时,“貌如好女子,诸同年皆戏弄之”,散馆时康熙也说他竟似“戏旦”,张鹏翮大惭之余,才“矫强修饰,自称道学先生”。后面一段就更不像话,说张鹏翮为部郎时,一日早朝归,“朝衣未脱”而与仆妇行淫,结果被夫人抓个正着,张“朝衣冠偕寸丝不挂之仆妇跪受责”。

张鹏翮是康熙朝的名臣,雍正初殁后被树为典型,其为官数十年,素有清廉之名,汪景祺之谈多属无稽,而其文中用笔轻薄,如同有色段子,这是不甚妥当的。令雍正不可容忍的是,书中竟将康熙及皇太后的尊号来历以讲笑话的方式揉入,这等大不敬,比吹捧年羹尧更为严重得多。此外,汪景祺还曾非议“雍正”之年号,说“正”字有“一止之象”,历来有“正”字的年号如“正德”、“正统”等都非吉号。这等妄议,在当时何止会断送自己性命,就连家人、亲友也得被连累。

事后,汪景祺按“大逆不道”罪被斩立决并枭首示众,其妻发遣黑龙江与穷披甲之人为奴;其亲兄弟及侄辈俱革职,发遣宁古塔;五服内族人,无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,查出后俱革职,并交由原籍地方官管束,不得出境。这等牵涉面,比年羹尧还要严重。

汪景祺或许有些无聊或无耻,但他怎么也没想到,这本小册子竟会带来如此灾祸。据说,其妻遭遣发时,“家人设危楼,欲其清波自尽”,以全其名。但是,死生乃千古艰难之事,其妻仍欲求生,“盘膝匍匐而渡”,“见者伤之”。至于汪景祺就更惨,他的首级被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,一挂就是十年。直到雍正驾崩、乾隆继位后,在左都御史孙国玺的请求下,汪之头颅才被取下掩埋。政治之案,文字之狱,惨烈如斯。(节选自新书《治官手册:雍正和他的大臣们》,山西人民出版社即将推出)